子居：清华简十三《畏天用身》解析（三） | 中国先秦史

清华简十三《畏天用身》解析（三）

子居

 

【宽式释文】

　　人之作也，岂有其非身力？事之遂也，岂有无豫也而能遂？

　　事之可，有豫也，终可；事之不可也，有豫，终不可。

事无不可，以善而善；事无不可，以败而败；善之终善，失之终败。事无恒将败。

凡事之机，非事是败，弗图终败。

　　凡事有法，无法，身以为法。有法而不图，事恐不成；无法而图之，事可成也。

　　有恒道，有经因；有恒法，有间巧；有恒纪，有宜事；有恒谷，有事成；有常故，有利事。

　　作不异理，异理谬；不闻不可，闻不可败；不大过，大过凶；不在此，在此纵；不唯今，唯今也覆；不忘难，忘难不能；不易疑，易疑失；不忘蹶，忘蹶悔；不且若是，且若是不成；不且舍之，且舍之废；不逾节，逾节失。

　　乱无忌，懈忌不果。当时弗为，不可追。

 

【释文解析】

人之乍（作）也，剴（豈）又（有）亓（其）非身力〔三九〕？事之述（遂）也，剴（豈）又（有）亡（無）與也而能述（遂）〔四〇〕？

　　整理者注〔三九〕：“身力，自己的能力。《管子·君臣上》：「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1]“人之作也”可比较于《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考工记》与《管子·君臣上》都有明显的齐文化背景，不难由此看出《畏天用身》所受影响的来源。“身力”还见于上博简《容成氏》简35b：“……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遂”训“成”，《吕氏春秋·仲秋纪》：“上无乏用，百事乃遂。”高诱注：“遂，成也。”在此的“事之遂也”直接呼应上文的“人作自成”，而这个观点与《管子·内业》的“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相似而发展得更为极端，直接把“自成”延伸到了身力所作的现实行为中，但凡有哪怕一点客观认知的人都很清楚这肯定是完全没成立可能的，《畏天用身》作者把这种不现实的想象完全寄托给了认知和谋划的完备，却似乎忘记了认知和谋划的信息对象来源全部都是基于外在客观的，而人注定没有可能如上帝一般全知全能，自然也就做不到仅凭微不足道的那一点有限认知条件达到绝对的“自成”，所以这段论述同样反应出《畏天用身》作者论述上的空对空范式。前文已引《国语·越语下》：“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尚书大传》：“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比较可见，《畏天用身》是发展自《国语·越语下》所论述的“圣人因而成之”而非《尚书大传》所论述的“人非天不成也”，也即较从《管子》到《尚书大传》这条发展线的观念而言要主观程度更高。如果再考虑到清华简中有着和《国语》的《吴语》、《越语》内容非常接近的《越公其事》篇，那么就值得推测《畏天用身》作者很可能原是稷下学宫的鲁人，曾学于慎子或受慎子影响，之后又转投入春申君门下成为食客，相关内容可参看笔者之前的多篇清华简解析内容。

整理者注〔四〇〕：“无与，不参与。《左传》襄公十四年：「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2]此处的“事”只能是指由“人之作也”的事情，而不包括自身所作之外的其它任何事，否则没有人参与仍然会有结果的事情世界上数不胜数，自然谈不上“岂有无与也而能遂？”然而，既然可知“事”是指自身所作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有自己“不参与”这个情况呢？所以“与”必然不能解释为“参与”，整理者注所言“无与，不参与”非是。“与”盖当读为“豫”[3]，训为先期谋划、预判，对应于下文的“图”，《左传·文公六年》：“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荀子·大略》：“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论衡·逢遇》：“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换言之，作者之所以说可以“自成”，是因为对作者而言，所有预判不能必然“自成”的事情他全都选择不去做，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畏天用身》中言“人之作也，岂有其非身力”，但实际对作者观念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天道这个外在环境。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没有人是上帝，所以也没有人能先知先觉地准确预判自己能做成什么，不能做成什么，否则学习和尝试的意义何在？毕竟人们所要学习和尝试的，都是之前预判自己本来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兼之，作者在前文称“夫天之为人也，因”，所以《畏天用身》作者虽然言“修身”以“起天”，但其实本质上仍然只是装饰过的宿命论，给宿命论加装上主观能动性，也改变不了其核心本质，即便说“在身未可，天也；在天未可，身也”也不会为“修身”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基点，否则作者就不会以“畏天”为“智”了。“而能遂”又见于《逸周书·官人》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后者本就是前者的改写，因此可知这个措辞出自齐鲁文化区，于此也可见齐鲁文化对《畏天用身》的影响。

 

事之可，又（有）與也，茸可〔四一〕；事之不可也，又（有）【一〇】與，茸不可。事亡（無）不可，以善而善；事亡（無）不可，以敗（敗）而敗（敗）〔四二〕；善之茸善，達（失）之茸敗（敗）。事亡（無）𠄨（恆）𨟻（將）敗〔四三〕。

　　整理者注〔四一〕：“茸，本篇多见，相当于虚词「乃」或「辄」。茸，从耳声。耳，古音日母之部；乃，泥母之部，音近可通。《汉书·惠

帝纪》「及内外公孙耳孙」，颜注：「据《尔雅》：『昆孙之子为仍孙。』仍、耳声相近，盖一号也。」又《说文》：「廼，读若仍。」但本篇虚字「乃」常见，作「茸」似不合用字习惯。一说「耴」自「耳」派生，疑「茸」字所从「耳」旁当为「耴」，该字应读为「辄」。清华简《邦家处位》篇中有一从茻从耳之字，原整理报告疑读为「取」或「丛」，皆不可取，该字应是「茸」的异体，也当读为「辄」。《荀子·解蔽》：「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徧也。」”[4]《说文·艸部》：“茸，艸茸茸皃。从艸，聦省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茸”是东部字，《管子·地员》：“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栋。”《左传·僖公五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皆是以“茸”押东部韵，《左传·哀公五年》：“蒙茸公屋，自大庙始。”“蒙茸”为叠韵，也俱可证“茸”是东部字，整理者注所言“茸，从耳声。耳，古音日母之部；乃，泥母之部，音近可通”却以“茸”为“从耳声”的之部字，不知是什么缘故，其所言“清华简《邦家处位》篇中有一从茻从耳之字，原整理报告疑读为「取」或「丛」，皆不可取，该字应是「茸」的异体，也当读为「辄」”更是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证据的内容，下结论之前应当举证，这是基本的研究规范，不知道整理者对于“举证”这么基本的应有内容究竟是怎么理解的。后面引用的《荀子》更是莫名其妙，整理者把这段《荀子》内容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同样很难让人理解。“茸”当与“䕺”、“藂”一样皆是“丛”字的异体，草木称“丛”犹人称“众”，《尔雅·释鱼》：“六曰筮龟。”郭璞注：“常在蓍丛下潜伏，见《龟策传》。”陆德明《释文》：“丛，才空反，《说文》云'草众生也。’”众、终相通[5]，故《畏天用身》中的“茸”当可读为“终”，“终不可”在《毛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已见用例，之后的辞例更多。“事之可，有豫也”、“事之不可也，有豫”即是对事件的发展结果进行预判。

　　整理者注〔四二〕：“善败指成功和失败。《左传》僖公二十年：「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韩非子·主道》：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6]整理者此注就是在照搬《汉语大词典》。“事无不可”于先秦文献可见于《鬼谷子·摩篇》：“从而用之，事无不可。”《吕氏春秋·劝学》：“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三 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中）》[7]中曾提到：“《鬼谷子》中有大量仅能对应于战国末期文献的内容……可见其成文时间当接近战国末期。在此基础上，回顾《史记》中关于鬼谷子的记载，能同时与张仪、苏秦、鬼谷三个关键词产生关系的人，实际上值得考虑盖即著名的甘茂，所以鬼谷子或是他人对甘茂的尊称。”《吕氏春秋》更是标准的战果末期文献，据此也可以判断《畏天用身》盖成文于战国末期。

　　整理者注〔四三〕：“本段阐述「身力」的重要性。”[8]“事无恒”可对应先秦传世文献的“事无常”，见于《管子·七主七臣》：“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不啎，则国失势。”由此也可见《畏天用身》所受《管子》影响。由前文分析可见，此段论述的当是预先谋划的重要性，而非“「身力」的重要性”，“事无不可，以善而善”是说的事情的可行性，“事无不可，以败而败”则反之，是说的虽然没有不能做的事，但预先判断会失败的事做了也会失败。“失之終敗”的“失”自然就是指的“不图”、“无豫”，而正如前文解析内容所言，此处《畏天用身》作者完全忽视了自身认知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自我中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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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之𦠄（機）〔四四〕，非事是敗，【一一】弗𢝬（圖）茸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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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又（有）灋（法），亡（無）灋（法），身以爲灋（法）。又（有）灋（法）而不𢝬（圖），事𢖶（恐）不成；亡（無）灋（法）而𢝬（圖）之，事可成也〔四五〕。

　　整理者注〔四四〕：“𦠄，读为「机」。《战国策·秦策》「存亡之机」，高注：「机，要也。」”[9]“事之机”于先秦文献可见于《尸子·分》：“言者，百事之机也。”《鬼谷子·决篇》：“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机。”还可比较于《管子·版法解》：“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XX是败”于先秦文献可见于《韩非子·难二》：“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对应可见《畏天用身》的成文时间与《鬼谷子·决篇》、《管子·版法解》和《韩非子·难二》相近，由此也可判断《畏天用身》最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

整理者注〔四五〕：“《荀子·大略》：「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墨子·法仪》：「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本段强调了心的能动性。”[10]《墨子·法仪》是以外在事物为法度，其客观性倾向显然与《畏天用身》的“无法，身以为法”迥然有别，《墨子·经说》：“法：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所论于先秦最为完备，与之比较即不难看出《畏天用身》作者的问题所在。相较于《墨子》的逻辑性，整理者注所引《荀子》内容以“类举”为“无法者”情况下的认知方式就完全是原始逻辑式的，但“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明显仍然与《畏天用身》的“无法，身以为法”有所不同，从这方面来看，整理者所引的两段内容都与《畏天用身》并不相合，整理者却引以为注，显示出整理者自身认知在这方面存在巨大局限。《鹖冠子·近迭》：“法度无以遂意为摸，圣人按数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为天下主。今无数而自因，无法而自备，循无上圣之检而断于己明，人事虽备，将尚何以复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诳世，逜下蔽上，使事两乖，养非长失，以静为扰，以安为危，百姓家困，人怨祸孰大焉。”所批判的就是把主观判断当作“心的能动性”，不过实际上，《畏天用身》作者虽然逻辑性欠缺，表达也不够清晰，但由前文即可见，其所谓“无法，身以为法”实际上并不是整理者所言“心的能动性”，甚至由整理者注所引两段内容都与《畏天用身》此段内容不合还可以推论，很可能整理者自己都并不理解他所谓的“心的能动性”究竟指的是什么。《畏天用身》此段如果对照《吕氏春秋·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清其究竟是如何得来的了，“无法”是因为有可能存在“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的情况，而“身以为法”是因为“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虽然这种推论方式在逻辑上是并不成立的，但毕竟这就对应于《畏天用身》作者的认知天花板，因此作者才会言“凡事有法，无法，身以为法。”“事恐不成”句可以比较于《史记·陈涉世家》：“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可见《畏天用身》的成文时间当接近汉初。“事可成”可比较于《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至秦》：“魏韩见必亡，焉得不听？韩听而霸事可成也。”《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出走》：“秦衔赂以自强，山东必恐，亡赵自危，诸侯必惧。惧而相救，则从事可成。”《战国策·东周策·昌他亡西周》：“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由此也可推知《畏天用身》最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

 

又（有）𠄨（恆）道〔四六〕，又（有）逕（徑）因〔四七〕；又（有）𠄨（恆）灋（法），又（有）【一二】𨳿（閒）攷（巧）〔四八〕；

　　整理者注〔四六〕：“恒道，常道，亘古不变的法则。《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11]先秦出土文献中有“恒道”辞例，先秦传世文献中“常道”辞例更是习见，不理解整理者是基于什么缘故引用了《史记》辞例。并且，根本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圣人，自然后面的“常道”也不是在说“亘古不变的法则”，否则前面的“与时变化”是在说什么，所以整理者说“恒道”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且引《史记》内容为辞例是明显的对《史记》此段文字理解有误。“有恒道”可比较于《荀子·天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荀子》是标准的战国末期文献，自然同样可以说明《畏天用身》最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

　　整理者注〔四七〕：“径因，直接的依据。”[12]此注没有给出任何内证也没有给出其它文献方面的依据，因此盖只是整理者自己的想当然。《畏天用身》前文有明确提到“因”，即“夫天之为人也，因”，再结合笔者前文解析推测《畏天用身》的“径”盖读为“经”，指天道法度，则“径因”自然可以理解为天道所因凭，对应于前面的“有恒道”。

　　整理者注〔四八〕：“闲，《尔雅·释诂》：「习也。」”[13]“恒法”可对应于传世文献的“常法”，《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引《慎子》：“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管子·君臣上》：“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皆以“常道”、“常法”并言，其措辞特征与《畏天用身》相似，《管子》与稷下学人关系密切，慎到则是稷下学人之一，由此也可见《畏天用身》所受齐文化影响和前文解析内容所推测的“清华简《心是谓中》篇有可能是慎子后学的作品，那么同为清华简的《畏天用身》作者自然也可能同为慎子后学。”“有常法”则可比较于《荀子·君道》：“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韩非子·饰邪》：“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尉缭子·兵令》：“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文子·上义》：“天下几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不难看出这是战国末期的措辞特征，因此也可证《畏天用身》最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间巧”则盖是指“常法”未尽之事则以自身智巧来弥补，对应于前文“凡事有法，无法，身以为法。”

 

又（有）𠄨（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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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又（有）宜事〔四九〕；又（有）𠄨（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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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又（有）事成；又（有）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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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五〇〕，又（有）利事〔五一〕。

整理者注〔四九〕：“宜事，下文又作「利事」，与「恒纪」、「常故」相对，指便宜行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人莫府，为士卒费。」”[14]“恒纪”可以参看《管子·禁藏》：“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整理者注将“宜事”等同于“利事”显然不确，先秦文献中的“宜”字也没有“便宜行事”的“便宜”义，故整理者注所言“与「恒纪」、「常故」相对，指便宜行事”盖只是反映出整理者自己习惯便宜行事的倾向。《畏天用身》此处的“宜事”当是指对应于其所处之位所适合做的事，犹言职责，此处的语境下应该就是指应于天道、行为符合法纪之事，《说苑·君道》：“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下文“利事”则当是指有利的事情，对应于《畏天用身》前面的“苟信能备圆，行利，兹利，天下无以更利。”先秦文献中有明确的“利事”辞例，如《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众，取亲乎乡里。若神有，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整理者直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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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没有列出任何依据，也没有给出任何辞例，更没有任何注释说明，这自我中心的状态几乎不输给《畏天用身》作者。字形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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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字读为“由”，目前似乎只有一个郭店《五行》不能确定是不是讹误的通假例，以孤证不立原则，根本不足以作为证据存在。由前文内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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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读为“谷”训为“善”，《毛诗·陈风·东门之枌》：“谷旦于差，南方之原。”毛传：“谷，善也。”因此“恒善”可以对应前文的“事无不可，以善而善。……善之终善”所以“恒谷”之后言“有事成”。

　　整理者注〔五〇〕：“常故，常规、旧例。《淮南子·泛论》：「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15]《畏天用身》作者对“常故”的态度显然与《淮南子·泛论》相反，而更接近上博四《柬大王泊旱》：“楚邦有常故，焉敢杀祭？以君王之身杀祭，未尝有。”毋庸置疑，《畏天用身》作者有着明显的守旧倾向，所以前文把“故无不能”拿出来说，此处又强调“常故”。

整理者注〔五一〕：“本段以「恒道」、「恒法」、「恒纪」、「恒由」「常故」与「径因」、「闲巧」、「宜事」、「事成」、「利事」对举，为两组相对的概念，强调既要遵循事物的一般规律，也要根据事物的具体特点，不拘常规，便宜行事。”[16]这注文看得我都糊涂了，究竟是要“遵循事物的一般规律”还是要“不拘常规，便宜行事”，问题是《畏天用身》作者前文完全没这些意思啊。整理者把“径因”解释为“直接的依据”，然而“直接的依据”与“恒道”怎么会构成“相对的概念”呢？整理者训“闲”为“习”，于是“閒巧”就相当于“习巧”，但“习巧”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就和“恒法”成为“相对的概念”了呢？“恒纪”与“宜事”、“恒由”与“事成”、“常故”与“利事”的情况类似，很难在这些词里看出整理者注说的“相对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例如整理者注说“宜事，下文又作「利事」”，那么“恒纪”就只能等同于“常故”了，但很难想象《畏天用身》作者会把内容完全相同的一句话用两个形式说两遍还另外在之间插入一句别的内容，因此只适合判断整理者对此段内容的理解和释读有误。

 

乍（作）不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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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飾，匿飾）俞（偷）〔五二〕；

整理者注〔五二〕：“弋，读为「匿」。或，从戈，力声，读为「饰」。匿饰，义近连用，隐匿伪装。《后汉书·陈忠传》：「自帝即位以后，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或」字又见于三晋玺印，作人名，参看汤志彪《三晋文字编》，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一七二一—一七一三页。俞，读为「偷」，苟且，《说文》作「蝓」。《国语·越语》「上下相偷」，韦注：「偷，苟且也。」”[17]“弋”字下部有明显的弯曲，这样的写法与上博二《容成氏》的“弋”字相近。整理者读“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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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匿饰”，但所引《后汉书》是有特殊语境的，“饰匿”的《后汉书》李贤注：“更相文饰，隐匿盗贼也。”这样的词义放到《畏天用身》语境中并不相合，且辞例过晚，用来与“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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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假终嫌牵强。弋、异相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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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读为“理”，这样“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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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可读为“异理”，《管子·心术上》：“殊形异埶，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而如果考虑到《礼记·缁衣》：“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上博一《缁衣》：“𡥆美如𡥆䊷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勑而型不𢻴。”上博的“勑”对应传世本《缁衣》的“服”，可证力、服相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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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也可考虑读为“服”，《礼记·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服、备亦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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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考虑读为“备”，《韩非子·五蠹》：“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作不异服”或“作不异备”皆可以理解为守旧制，与前文分析《畏天用身》作者守旧倾向相合。网友ee提出：“简13所谓的'俞’字实从舟从二弧笔。”[19]所说是，目前可见的古文字“俞”从不省上部的“亼”，《畏天用身》下文“不俞𨒬”即有明确的“俞”字，字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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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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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显非一字。网友翻滚的鱼补充言：“简13第一个所谓的'俞’字，亦见于《四告》第16简和第20简。网友'ee’先生认为从舟从两弧笔，对于字形的分析是合理的。在《四告》第16和第20简中的那两例字形，整理者将其释为'俞’。我们怀疑该字或许与金文麦方尊（《集成》6015）'逆A’的'A’字有关。金文中A字形大多从舟从一写撇。通过辞例，A字还有很多变体，例如从水从舟，从辵从舟等。A字观点甚多，何琳仪先生释为'洀’，汤余惠先生释为'泛’，何景成先生释为'䑣’读为'送’，邓佩玲先生分析该字为'造’。如果这种联系可以成立，那么很多金文中的A字和楚简这类所谓'俞’字恐怕得重新考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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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用为贬义，显然不能读为“泛”、“送”或“造”，那么只有“洀”可以考虑了，《管子·小问》：“意者，君乘驳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尹知章注：“洀，古盘字。”但《玉篇·水部》：“洀，之游切，水文也。”清代惠栋《惠氏读说文记》：“𠣘，帀徧也。或作周、洀。”所以《管子·小问》的“洀桓”也可能读为“周还”，金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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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提到：“张振林师认为从水舟声，读为'酬’，'逆酬’即迎来送往之义。”[21]楚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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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见于包山简和郭店简《太一生水》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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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或□”，《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注〔一二〕：“又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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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为'周’，'或’可读为'又’，其下一缺字当是'始’。'周而又始’，意同'周而复始’。”[22]“洀”字则可见于清华简《赤鸠之集汤之屋》：“汤怒曰：孰洀吾羹？”整理者读“洀”为“调”，从这个读音考虑《畏天用身》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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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考虑读为“侜”，字又作“譸”，亦或作“调”，实皆“谬”字的通假，《尔雅·释训》：“侜张，诳也。”郭璞注：“《书》曰：'无或侜张为幻。’幻惑欺诳人者。”《说文·言部》：“诪：詶也。从言寿声。读若酬。《周书》曰：无或诪张为幻。”《玉篇·言部》：“譸，竹尤切。譸张，诳也。”《广雅·释诂二》：“谬、调，欺也。”王念孙《疏证》：“谬者，《尔雅序》释文引《方言》云：'谬，诈也。’《列子·天瑞篇》云：'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调者，《潜夫论·浮侈篇》云：'事口舌而习调欺。’”因此《畏天用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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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也可以径读为“谬”，而金文中的“逆洀”、“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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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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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皆读为“逆酬”。

 

不𦖞〓不〓可〓（聞不可，聞不可）敗；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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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大過）凶（兇）；不｛〓｝才〓氏〓（在是，在是）從（縱）〔五三〕；不𨾟〓今〓（唯今〔五四〕，唯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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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五五〕；

“闻”训为“受”、“听从”，《战国策·秦策二·义渠君之魏》：“义渠君曰：谨闻令。”高诱注：“闻，犹受也。”不可为之事则不听不受，对应前文的“事之不可也，有与，终不可。……事无不可，以败而败”所以有“闻不可败”。但很显然，在没有具体事例对应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内容完全是空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不大过”可以比较于《管子·小匡》：“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管子·法法》：“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于此仍然是可以看出管子学派的影响。

整理者注〔五三〕：“从，读为「纵」，放纵。”[23]整理者读“才氏”为“在是”，但何以“在是”会是负面的，没看到整理者给出任何解释。下文有“是”字，并不作“氏”，也不利于整理者读“才氏”为“在是”之说。从“才氏”是负面词汇来推断，“氏”盖当读为“歧”[24]，“在歧”指不与天道相合，《文子·符言》：“故至德言同格，事同福，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退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由此则“纵”相对于“放纵”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乱”义，《尔雅·释诂》：“纵、缩，乱也。”郭璞注：“纵放、掣缩，皆乱法也。”

　　整理者注〔五四〕：“𨾟，从午，隹声，读为「唯」。字又见晋公盆（《集成》一。三四二）、晋公盘（《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〇九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吴王余眛剑（《铭图续编》一三五二）、清华简《子产》简二八等，皆用作「唯」。”[25]从整理者所举内容，可以看到“𨾟”字由晋而吴的传播路径，这自然是由于《左传·成公七年》：“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且由此不难推测吴地应该有相当多文字特征与晋文字相近，但清华简《子产》使用“𨾟”字应该并非是由吴地传入郑地的影响所致，而更适合认为《子产》的作者在吴地受到了这样的文字影响，毕竟，同样有吴越背景的清华简其它内容不能解释为曾经传入郑地。

整理者注〔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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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覆」，颠覆。一说释「退」。”[26]虽然原字形上部略残，但“退”字未见作从目者，所以此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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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覆”当是。“唯今”在《畏天用身》作者眼中会成为负面行为，自然同样说明前文解析内容已经一再提到的作者的守旧唯心倾向。

 

不【一三】忘〓難〓（忘難，忘難）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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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易疑，易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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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不忘〓幸〓（妄幸，妄幸）𠰔（悔）〔五六〕；不𠭯〓若〓是〓（且若是，且若是）不成〔五七〕；

　　整理者注〔五六〕：“𠰔，《说文》「谋」字古文，读为「悔」，指灾祸。”[27]“忘难”一词，先秦文献中又见于清华简九《治政之道》，因此基本可以推定《畏天用身》作者与《治政之道》作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忘难”可参看《春秋繁露·精华》：“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整理者隶定为“幸”的字，原字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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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屰”从“犬”，清华简中有“犬”、“犮”形混的情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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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是“欮”字的“欠”形因为形近而声化为“犮”形，此处可读为“蹶”，若推测不误，则“不忘蹶”当是指不忘记失败事例，《庄子·人间世》：“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成玄英疏：“蹶，败也。”

　　整理者注〔五七〕：“𠭯，读为「且」，苟且。若是，如此、这样。”[28]“且若是”未见有早于战国末期的辞例，自然同样说明《畏天用身》盖成文于战国末期。

 

不𠭯〓豫〓之〓（且舍之，且舍之）癹（廢）；不俞〓𨒬〓（逾節，逾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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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五八〕。𤔔（亂）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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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解（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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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不果〔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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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旹（時）弗爲，不可追〔六〇〕。【一四】

　　整理者注〔五八〕：“俞，读为「逾」，越过，古书多作「踰」。𨒬，从辵，至声，古音书母质部，读为精母质部之「节」。上博简《性情论》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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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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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为基本声符，裘锡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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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亦可为证（《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第三七八—三八八页）。逾节，逾越节度。《礼记·曲礼上》：「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吕氏春秋·处方》：「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踰节，而上不苟为矣。」”[29]“且舍之废”可参看《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踰节”最早见于《管子·牧民》：“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如果要推测演变过程，则《礼记·曲礼》很可能是承袭自《管子·牧民》之后为了单独凸显“礼”，把后面的内容截掉，全部换成以“礼”为中心，《吕氏春秋·处方》的“下不踰节”则除了可推测有《管子·牧民》的影响外，还可能有影响来源为《管子·形势》：“上失其位，则下踰其节。”“踰节”、“踰节”、“踰轨”的论述《管子》习见，所以基本可以确定这是管子学派常用措辞。《畏天用身》既然不大可能晚于《吕氏春秋》，那么自然可推测其言“不逾节”同样是受管子学派的影响。

　　整理者注〔五九〕：“解，读为「懈」。懈忌，当与「无忌」相近，指对忌讳懈怠。”[30]“懈忌”应该不是指“对忌讳懈怠”，而单纯就只是说对作为的懈怠和畏忌，这样就丧失了修身的主动性，而《畏天用身》前文言“修身起天乃可必”，自然不能放任懈怠与畏忌。

整理者注〔六〇〕：“《新序·善谋下》：「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本段列举了人在发挥主体性时需要避免的十三种反面情形。”[31]“不可追”之说演化自《周书》，《吕氏春秋·听言》：“《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相近内容又见于银雀山汉简《六韬》十三：“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侍。能明其世者，胃之天子。”（《六韬》这段文字汉人犹有引用，《汉书·晁错传》：“《传》曰：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其文字有着典型的齐道家特征，之后至《庄子·人间世》：“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和《淮南子·诠言》：“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则改“不可及”为“不可追”，比较可见，《畏天用身》的“当时弗为，不可追。”与《淮南子·诠言》最为接近，由此也可判断《畏天用身》的成文时间很可能在《庄子·人间世》之后，而在《淮南子·诠言》之前，于此也可推知《畏天用身》当为战国末期的作品。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3]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843页“豫与与”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5] 《古字通假会典》第23页“终与众”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7] 中国先秦史网：http://http://xianqin.html-5.me/pdf/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三 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中）.pdf

[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18]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375页“翼与弋”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9]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854&pid=31654，2023年12月12日。

[20]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854&pid=31660，

[21] 《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上册第328页，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10月。

[22] 《郭店楚墓竹简》第12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2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4]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458页“支与氏”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2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2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3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3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第14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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